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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身体”保存地好好的，才可以在将来回报父母，生男育女，传宗接代。一个人如果极力做好这一点，就会获得一个正面的社会形象。因此，如果一个人不够珍惜自己的身体，出现病痛，即使已经是成年人，长辈对他关心的口气也变成了责怪，于是，原本应该是“健康”的问题却变成了“道德”问题（亦即是不听话，不受教。）
这种“教养”自然是不重“个性”的培养，甚至是完全抹掉“个性”的，因此遂造成了“专门学人”的倾向，亦即是说：中国人总不能由本身去确立“自我”价值，而必须常常以别人为“学习”对象。
中国人儿童化的倾向的内容之一就是：在自己的“身体化”需要获得别人“有心”的照顾之时，就会向对方交心。在面对权威时，这个“二人”对应关系就会演变于“听话”于对方。
此外，就是对人或事物的爱憎不分明，亦即是说：对自己喜爱的人物缺乏强烈的冲动去表达，对自己不喜爱的人与事则倾向于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懂得明朗地告诉自己与别人：有些条件是自己能够接受的，有些条件则是自己不能够接受的。
在中国人自诩为“无性”、“老实”’的地方，西方心理学家却看到了一种宠坏的人格，一种不求自己去表现浪漫风趣，不去理性地面对障碍，却幻想对方会无限度地来迁就自己。
西方人的道德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完整性”之维持，中国人的道德则基本上是指“社会道德”，乃由群众压力或“人言可畏”所维持的，因此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人情化的因素。
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做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
“超我”的概念是指个人的人格组成中来自社会文化价值的压力，至于“良知系统”则是用来说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的，亦即是不同的文化对“人”的不同的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