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分享 - 书见

在中国人之间，理性精神与人之热情双双不发达。但中国人的文艺易流向感伤主义，而不是强者的浪漫主义。

中国人即使在现实中很劳碌，在心里总会希冀一种“桃源”状态，在那里，一切都可以依托别人替自己操劳。中国人格的组成由很大一部分是“他制他律”而少“自我组织”的，因此一方面被造成自我压缩，不懂得为自己争取权利，整个“人”都被压得很低。

一套语言中的名词，并不是偶然的，它们是文化偏向的反映。

老百姓一词，也是中国人特有的名词。它是指被统治者，是相对做官的人而言的，因此与现代的“公民”观念没有相通之处。

在中国这个泛道德主义的文化里，对脱离社会常轨的个体行为也是没有同情心的。

在中西，讨论”人“所用的叙事是截然不同的。在西方，是倾向于用心理学的语言，在中国人之间，即使是知识分子，也无所逃遁于道德化、人事化（包括政治化）语言之笼罩。换而言之，一切在西方是属于个人心理形态的状况都会被中国人予以”人事化“或“道德化”。

只同情加害者不同情受害者的心理，最终是使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地位永恒化。

中国人是必须由他人来定义自己而又是用“等级”来对人估价的，因此，作为“人上人”，就必须由他人来垫底。

尼采：只要是出现牺牲、服务以及仁爱的眼光的场合，那里就同时有欲主宰别人的意志。

中国人不只是没有“个体”，轻易地将“人”分“类”，而且也没有“人格平等”的观念——他们整个“做人”的方法，就是建筑在“等级”与“层次”等考虑之上的。“非我族类”的这一整个“类”与自己的关系就只有两种可能：他们不是比自己高就是比自己低，永远也不能是与自己同等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