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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自诩为“无性”、“老实”’的地方，西方心理学家却看到了一种宠坏的人格，一种不求自己去表现浪漫风趣，不去理性地面对障碍，却幻想对方会无限度地来迁就自己。

西方人的道德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完整性”之维持，中国人的道德则基本上是指“社会道德”，乃由群众压力或“人言可畏”所维持的，因此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人情化的因素。

“良知系统”是一个文化的最为基本的结构——它是一个文化的“深层结构”。

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做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

“超我”的概念是指个人的人格组成中来自社会文化价值的压力，至于“良知系统”则是用来说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的，亦即是不同的文化对“人”的不同的设计。

在中国文化里，“个人主义”是而且只可能是“自私”的同义词。

传统中国那种必须由“家”去“定义”个人的情形，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扩充而为由“国家”去“定义”个人。

显然地，整个印度的宗教哲学所表现的是大脑皮层右半部的内容（亦即是直观对整体形态的掌握），换言之，也就是一种将有差别的个体融入无情的浑然整体的意向。因此，印度文化的偏向是非现世、非政治、非历史的，其知识阶层也是婆罗门僧侣集团，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

一种是由自我去“定义”这些外铄的关系与角色，另一种则是由这些关系与角色来“定义”自我。

在个体化不发达的情况下，个人的自我价值，是必须不断地与他人比较才能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