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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贫穷使得我缺少对于物质的敏感和赏玩能力，但是却加深了我对于弱者的理解和同情。威权统治也许减低了我的个人创造力，但是却磨细了我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而使我对于自由的信仰更加坚定，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因为我知道失去自由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想念你、孩子，在这个台北的清晨三点，我的窗外一片含情脉脉的灯火，在寒夜里细微地闪烁。然而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晴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台湾人，“民族主义”使我反胃——不管它是谁的民族主义。你知道，一个被长年过度灌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想吐。我们都被灌得撑了，被剥夺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一经操弄就会变形。
文化来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灵感的挑逗、能量的爆发；“留”，才有沉淀、累积、酝酿、培养。我们能不能说，没有逗留空间，就没有逗留文化，没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没有文化？
差别在于，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到不是年龄，而是辈分，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份，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才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你怎么跟十年来都是你生活核心的好友说再见，而心里又知道，人生岔路多，这种再见很可能是永远的？甚至那些你没有深交，但是很喜欢的人，你还没有机会去告诉他们你对他们的好感，以后，他们将从你的人生完全地消失。我感觉一种遗憾，和忧愁。你或许会说，安德烈，人生就是这样，一条线往前走，没什么好遗憾的。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遗憾，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