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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见到了，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们不容易使计划恰好停止在我们所希望的限度内，并且市场的自由运作所受的阻碍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计划者就被迫将管制范围加以扩展，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为止。
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嫉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这看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若要用一个信条将某个集团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以便共同行动的话，那么，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即与一个集团以外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则似乎是这个信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宗教、诗，二者都是人的幻想的表现。二者都是把想象和现实融合起来。所不同者，宗教是把它当做真的来说，而诗是把它当做假的来说。
其实，不但当城市的发展与农村的发展发生冲突时，首先需要牺牲的是农民的利益；就是当各群体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首先遭到抑制的也是农村经济。为了保护国有粮食企业，一九九六年开始，各地的乡镇粮食加工企业被整死无数；为了保护国家供销社的垄断经营，遍及全国的一大批村办、民办的农资经营企业、棉花加工企业先后夭折；为了确保国有大钢铁企业的效益，地方小钢铁厂便在一纸命令下于二〇〇〇年无一幸免全被强行关闭。因为取缔关闭了一大批乡镇糖厂和糖精厂，中国的糖价由原来的两千三百元一吨，回升到现在的三千一百元一吨，从而使得国有制糖行业实现了减亏……
「歷史」概念，不同於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開創的西方歷史，那種人類學探究的旨趣或對政治變化的系統揭露。中國歷史寫作先天帶有對他所處時代當權者那無限權力的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