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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或许就是如此，小时候，你什么委屈，都只想和父母说。渐渐的，你不想说了，后来，你不能说了。内心那些细细小小，带着委屈和某种羞愧的伤口，最不能说的，就是父母了。
中国人即使在现实中很劳碌，在心里总会希冀一种“桃源”状态，在那里，一切都可以依托别人替自己操劳。 中国人格的组成由很大一部分是“他制他律”而少“自我组织”的，因此一方面被造成自我压缩，不懂得为自己争取权利，整个“人”都被压得很低。
在中西，讨论”人“所用的叙事是截然不同的。在西方，是倾向于用心理学的语言，在中国人之间，即使是知识分子，也无所逃遁于道德化、人事化（包括政治化）语言之笼罩。换而言之，一切在西方是属于个人心理形态的状况都会被中国人予以”人事化“或“道德化”。
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身体”保存地好好的，才可以在将来回报父母，生男育女，传宗接代。一个人如果极力做好这一点，就会获得一个正面的社会形象。因此，如果一个人不够珍惜自己的身体，出现病痛，即使已经是成年人，长辈对他关心的口气也变成了责怪，于是，原本应该是“健康”的问题却变成了“道德”问题（亦即是不听话，不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