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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无条件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亲爱的安德烈》
回应
“性、药、摇滚乐”是少年轻狂时的自由概念,是一种反叛的手势;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上荆棘。
至于人们的”期待“,那是一种你自己必须学会去”抵御“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是最容易把你绑死的圈套。不知道就不要说话,傻就不假装聪明。
人生中一个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因此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一条路势必走向下一条路,回不了头。
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
设想一个跑道上,有人正在跑五千米,有人在拼百米冲刺,也有人在做清晨的散步。那跑五千米的人,看见那跑百米的人全身紧张、满面通红,心里会“颤抖”吗?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跑五千米的。那清晨散步遛狗的人,看见那跑五千米的人气呼呼地追过来了,他会因为恐惧,觉得自己要被“淘汰”了吗?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来散步的。
安德烈,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贫穷使得我缺少对于物质的敏感和赏玩能力,但是却加深了我对于弱者的理解和同情。威权统治也许减低了我的个人创造力,但是却磨细了我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而使我对于自由的信仰更加坚定,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因为我知道失去自由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想念你、孩子,在这个台北的清晨三点,我的窗外一片含情脉脉的灯火,在寒夜里细微地闪烁。然而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晴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台湾人,“民族主义”使我反胃——不管它是谁的民族主义。你知道,一个被长年过度灌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想吐。我们都被灌得撑了,被剥夺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一经操弄就会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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