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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瑛和姜尚仪都不知道，所谓的“过于聪明”其实并不来自于现有的文明，是后人对前人的综合性思考，批评性定性。这种“聪明”从一开始就是高高在上的。然而，它的优越性只是存在于精神层面，事实上，它根本“生不逢时”，只会带给杨婉独坐高台，与人结缘而终究无果无望之感。 她之所以收敛，是因为历史的厚重感还没有完全被人的鲜活压过去。
年轻的一代里，不论大家最初抱着什么样的初心，总有人会被逼着成为更实用主义的人，成为社会运转中更为核心的齿轮，努力地完成人类本性当中，对物质，科技，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
完全投入一件事的时候，人就会觉得，周围其他的事都是被执念烧毁的灰烬，包括自己的肉身，也逐渐和思维分离开来，成为一个卑微的容器，不值得被在意。
人生几十年，王朝几百年，留下的人物何止千万，除了死在刑场上的人，能当众一呼，留下自己的绝命词。其余的，有几个能张得开口。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你活着自己去辨吧。”
毫无疑问，史料是史家照亮过去世界惟一的镜子，但这面镜子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史料特别是正史的书写绝非是没有预设立场的，在编撰形成的过程中早已受到了种种有意或无意的扭曲与改写。因此，我们除了要继续透过史料这面镜子来了解古代世界之外，更有义务对镜子本身的作用机制保持警惕，追问我们透过镜子看到的形象是否已被扭曲变形。须知世界上并不是每一面镜子都是平面镜，对史料的形成与书写抱有审慎的批判态度是我们重新检讨魏晋之际历史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当史书中的某个人物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出历史的复杂情境，塑造成一种单向度的形象，那么对这种单向度的形象可靠性的追问便显得尤为重要。
历史学家在观察历史时，已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后见之明”的地位，由于后世史家早已知晓了历史变化的种种后果，往往倾向于根据事件的结果来建立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从而为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寻找合理的解释。但对于身处特定历史情境的当世人而言，他们是雾中之人，所面对的不是历史，而是纷繁复杂、利益纠结的现实政治，他们每一个政治抉择的背后都蕴含着种种复杂而细微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