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史料是史家照亮过去世界惟一的镜子，但这面镜子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史料特别是正史的书写绝非是没有预设立场的，在编撰形成的过程中早已受到了种种有意或无意的扭曲与改写。因此，我们除了要继续透过史料这面镜子来了解古代世界之外，更有义务对镜子本身的作用机制保持警惕，追问我们透过镜子看到的形象是否已被扭曲变形。须知世界上并不是每一面镜子都是平面镜，对史料的形成与书写抱有审慎的批判态度是我们重新检讨魏晋之际历史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当史书中的某个人物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出历史的复杂情境，塑造成一种单向度的形象，那么对这种单向度的形象可靠性的追问便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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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在观察历史时，已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后见之明”的地位，由于后世史家早已知晓了历史变化的种种后果，往往倾向于根据事件的结果来建立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从而为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寻找合理的解释。但对于身处特定历史情境的当世人而言，他们是雾中之人，所面对的不是历史，而是纷繁复杂、利益纠结的现实政治，他们每一个政治抉择的背后都蕴含着种种复杂而细微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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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只有建筑在细部研究上的理论建构才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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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明晰的历史叙事往往会遮蔽掉很多演进过程中的复杂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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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是这个大崩溃时代的庸医，非但没能救世，反而用老处方给气息奄奄的病人开了一剂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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