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儿童化的倾向的内容之一就是:在自己的“身体化”需要获得别人“有心”的照顾之时,就会向对方交心。在面对权威时,这个“二人”对应关系就会演变于“听话”于对方。
西方人的道德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完整性”之维持,中国人的道德则基本上是指“社会道德”,乃由群众压力或“人言可畏”所维持的,因此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人情化的因素。
“超我”的概念是指个人的人格组成中来自社会文化价值的压力,至于“良知系统”则是用来说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的,亦即是不同的文化对“人”的不同的设计。
显然地,整个印度的宗教哲学所表现的是大脑皮层右半部的内容(亦即是直观对整体形态的掌握),换言之,也就是一种将有差别的个体融入无情的浑然整体的意向。因此,印度文化的偏向是非现世、非政治、非历史的,其知识阶层也是婆罗门僧侣集团,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