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这种“教养”自然是不重“个性”的培养，甚至是完全抹掉“个性”的，因此遂造成了“专门学人”的倾向，亦即是说：中国人总不能由本身去确立“自我”价值，而必须常常以别人为“学习”对象。

中国人儿童化的倾向的内容之一就是：在自己的“身体化”需要获得别人“有心”的照顾之时，就会向对方交心。在面对权威时，这个“二人”对应关系就会演变于“听话”于对方。

“良知系统”是一个文化的最为基本的结构——它是一个文化的“深层结构”。

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做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

“超我”的概念是指个人的人格组成中来自社会文化价值的压力，至于“良知系统”则是用来说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的，亦即是不同的文化对“人”的不同的设计。

显然地，整个印度的宗教哲学所表现的是大脑皮层右半部的内容（亦即是直观对整体形态的掌握），换言之，也就是一种将有差别的个体融入无情的浑然整体的意向。因此，印度文化的偏向是非现世、非政治、非历史的，其知识阶层也是婆罗门僧侣集团，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

一种是由自我去“定义”这些外铄的关系与角色，另一种则是由这些关系与角色来“定义”自我。

在个体化不发达的情况下，个人的自我价值，是必须不断地与他人比较才能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