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即使在现实中很劳碌，在心里总会希冀一种“桃源”状态，在那里，一切都可以依托别人替自己操劳。 中国人格的组成由很大一部分是“他制他律”而少“自我组织”的，因此一方面被造成自我压缩，不懂得为自己争取权利，整个“人”都被压得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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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讨论”人“所用的叙事是截然不同的。在西方，是倾向于用心理学的语言，在中国人之间，即使是知识分子，也无所逃遁于道德化、人事化（包括政治化）语言之笼罩。换而言之，一切在西方是属于个人心理形态的状况都会被中国人予以”人事化“或“道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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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身体”保存地好好的，才可以在将来回报父母，生男育女，传宗接代。一个人如果极力做好这一点，就会获得一个正面的社会形象。因此，如果一个人不够珍惜自己的身体，出现病痛，即使已经是成年人，长辈对他关心的口气也变成了责怪，于是，原本应该是“健康”的问题却变成了“道德”问题（亦即是不听话，不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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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之间，理性精神与人之热情双双不发达。 但中国人的文艺易流向感伤主义，而不是强者的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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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只是没有“个体”，轻易地将“人”分“类”，而且也没有“人格平等”的观念——他们整个“做人”的方法，就是建筑在“等级”与“层次”等考虑之上的。“非我族类”的这一整个“类”与自己的关系就只有两种可能：他们不是比自己高就是比自己低，永远也不能是与自己同等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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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是对人或事物的爱憎不分明，亦即是说：对自己喜爱的人物缺乏强烈的冲动去表达，对自己不喜爱的人与事则倾向于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懂得明朗地告诉自己与别人：有些条件是自己能够接受的，有些条件则是自己不能够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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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自诩为“无性”、“老实”’的地方，西方心理学家却看到了一种宠坏的人格，一种不求自己去表现浪漫风趣，不去理性地面对障碍，却幻想对方会无限度地来迁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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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里，“个人主义”是而且只可能是“自私”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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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求每一个人做到的，是一种不生不死的状态。一个人不能太爱憎分明，因为，自己爱的东西得不到，自己憎的东西排不开，都会引起极大的痛苦，因此，唯一的麻醉剂，就是处于感觉不冷不热的中间灰色地带，以便对自己失去控制的外界达成一种绝缘体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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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语言中的名词，并不是偶然的，它们是文化偏向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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