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一词，也是中国人特有的名词。它是指被统治者，是相对做官的人而言的，因此与现代的“公民”观念没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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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个泛道德主义的文化里，对脱离社会常轨的个体行为也是没有同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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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必须由他人来定义自己而又是用“等级”来对人估价的，因此，作为“人上人”，就必须由他人来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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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大陆，就有把心理问题“身体化”之外，还有人将它“人情化”的倾向。例如，在大陆，就有把心理问题与个人问题（例如“同性恋”）当作是道德问题处理的情况，这与西方人将中国人心目中的道德问题也当作是心里或社会问题处理情形，可以说刚好相反。中国人的道德基本上是指“社会道德”乃由群众压力或“人言可畏”所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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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那种必须由“家”去“定义”个人的情形，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扩充而为由“国家”去“定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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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认为：“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掉，“人”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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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同情加害者不同情受害者的心理，最终是使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地位永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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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只要是出现牺牲、服务以及仁爱的眼光的场合，那里就同时有欲主宰别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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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层次”与“等级”正是中国人“做人”的渠道。事实上，这种对外客尊而不亲，对自己人亲而不尊的做法，也反映在组织成员对内对外的不同作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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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养”自然是不重“个性”的培养，甚至是完全抹掉“个性”的，因此遂造成了“专门学人”的倾向，亦即是说：中国人总不能由本身去确立“自我”价值，而必须常常以别人为“学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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