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雄伟的极权气氛中不求理解地生存,必然会带来一种自足的乐观,因此,当年尼罗河听到的笑声必然要比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约旦河多得多。而在那些河畔,连歌声都是忧伤的。
尽管金字塔还会一直矗立下去,但是支撑它的文明基座早就消失在撒哈拉大沙漠的烈日和夜风中,无法寻找。 这种消失,一定是一件坏事吗?倒也未必。因为,时间实在太长了。
如果要追根溯源,极端主义的产生,也与那些“王者”的跨国远征有关。在古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征战,十分残酷。因为彼此都在艳羡、嫉妒和畏怯,一旦征服就必须把对方的文明踪迹全都荡涤干净。例如,曾一再地出现过占领耶路撒冷后纵火毁城,然后再挖地三尺来消除记忆的事;出现过占领巴格达后开闸放水,以底格里斯河的河水来冲洗文明遗迹的事;甚至还出现过在占领的土地上撒盐和荆棘种子,使之千年荒芜的事。正是这种文明之间的远征和互毁,灭绝和复仇,埋下了极端主义的种子。于是,文明最集中的地带,成了仇恨最集中的地带。
宗教极端主义的参与者其实都放弃了思考,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自己的灾难转嫁并扩大为别人的灾难,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取灭绝性的盲目快感。在那个伟大的文明故地,几乎上上下下都被这种精神阴霾所笼罩。
中华文明未曾在整体上享用前一种伟大,也未曾在整体上蒙上后一种阴云。它既然失去了连接天国的森严的宗教精神结构,那么,也就建立起了连接朝廷的森严的社会伦理结构。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粝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