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能生活》

人们在赞同和允许某些行为时，并不是由于它是杰出的而只是由于它合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所以伦理赞同在本质上是出于私利的——这与知识赞同非常不同，知识赞同是出于公心或客观标准，除非某种知识赞同已经卷入了政治权力斗争（福柯的“知识/权力”模式）。

无差别的、不分层次的爱会产生一个对坏人比较有利的社会。

由于人的局限，所以没有人能够真正知道想要的是什么，都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什么才是他的真正需要，可是既然人人都不知道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别人也就不可能真的知道，于是世界分成两种人，一种是骗子，在骗别人什么是他的需要；另一种则是被骗的人……

适当比例的痛苦有助于维持对快乐的敏感，而足够多的快乐则保证生活不至于不堪忍受。

人需要按照人性的规律去生活，而不是按照社会制度、规范和各种标准化的指标去生活，那些都是给机器的，甚至不是给动物的。我们可以看到动物园和马戏团里的动物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也就可以知道人们过着什么样悲惨的生活，显然，人用来整理人的标准化规范要比整理动物的规则还要多得多。

人们喜欢说，苦尽甘来。这不是关于幸福的理解而只是关于利益的理解。

凡是代表某种规范体系的伦理学都是反对生活的理论，它错把伦理学搞成了社会科学，它总是劝导每一个人去过“标准”的生活，即按照他人的标准过生活，这正是使生活变得没有意义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以程序合理性（形式）去回避或掩盖实质合理性（内容）问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这种现象在法律、管理制度、教育体制、考试标准/审查制度中比比皆是。

当某人需要实际帮助时我们给他以同情，而当他要独立行事时我们却又插手。

由于从“应该做某事”推不出“应该做某事是好的”，义务论的观点注定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一条应该的规范是既普遍又公正的。“应该”的规范总是基于利益的行为策略，它表现为劝导或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