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觉得，麦捷尔医生希望和她见面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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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在牺牲了儿子的母亲面前都感到羞愧，而且，不论人类历史多么长久，想对她说明自己无愧，都是徒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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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德米拉走到一个坟包前面，念了念写在胶合板上的儿子的姓名和军衔。她清楚地感觉到，在头巾下面的她的头发动了起来，不知是谁的冰冷的手指头在拨弄她的头发。 左边，右边，直到栏杆边，全是灰灰的坟包，没有青草，没有鲜花，只有插在坟土里的一根根木杆。木杆顶上钉着胶合板，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姓名。胶合板有许多，密密麻麻，全都是一个样子，很像田野里长得很茂盛的庄稼。 她现在终于找到了托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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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我们都在受苦。都一样，又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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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见不到这个又奇特又平常的村庄，这村庄一切都跟森林有关，正如他出生和成长的工人村，一切都跟工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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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已经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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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善良终将战胜。不吝惜自己鲜血的正直的人们一定能建设美好的、公道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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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卡佳走了，就跟此时此刻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成年人一样，她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也许从此不再回来，也许回来已成了永远告别了自己的不幸而可爱的童年时代的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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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步兵的是祖巴廖夫少尉。战前他在音乐学院学声乐。有时他在夜里悄悄走到德国人盘踞的楼房跟前唱起来，有时唱《春天的气息，不要把我惊醒》，有时唱一段连斯基咏叹调。 别人问他，为什么要爬到碎砖堆上冒着被打死的危险唱歌儿，他从来不肯回答。也许他是要在这日日夜夜充满尸臭气的地方，不仅向自己和同志们，而且也向敌人显示，强大的毁灭性力量永远无法战胜美好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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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佛尼斯和克洛伊的故事所以永远能打动人心，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爱情发生在蓝天之下，葡萄藤蔓丛中。 达佛尼斯和克洛伊的故事在各种地方重演着，不论是带有炸鳕鱼气味的窒闷的地下室，在集中营的棚屋，在机关会计室的算盘声中，还是在纺纱车间的灰尘里。 这故事又发生在瓦砾堆里，在德国轰炸机的隆隆声中，在人们不是用蜜糖，而是用烂土豆和旧锅炉里的水滋养自己肮脏的、汗淋淋的身体的地方，发生在没有了安宁和寂静，只有打碎的石头、轰隆声和臭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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