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
设想一个跑道上,有人正在跑五千米,有人在拼百米冲刺,也有人在做清晨的散步。那跑五千米的人,看见那跑百米的人全身紧张、满面通红,心里会“颤抖”吗?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跑五千米的。那清晨散步遛狗的人,看见那跑五千米的人气呼呼地追过来了,他会因为恐惧,觉得自己要被“淘汰”了吗?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来散步的。
安德烈,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贫穷使得我缺少对于物质的敏感和赏玩能力,但是却加深了我对于弱者的理解和同情。威权统治也许减低了我的个人创造力,但是却磨细了我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而使我对于自由的信仰更加坚定,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因为我知道失去自由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想念你、孩子,在这个台北的清晨三点,我的窗外一片含情脉脉的灯火,在寒夜里细微地闪烁。然而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晴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台湾人,“民族主义”使我反胃——不管它是谁的民族主义。你知道,一个被长年过度灌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想吐。我们都被灌得撑了,被剥夺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一经操弄就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