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最终选择哪一个选项，齐泽克判断，观众都还是会把它体验为前面情节“自然”和“有机”的结果，因为看起来似乎每一个可能的结尾都有着自己内在的逻辑性，都是命运和人性的合乎情理的结果。既然如此，在这里我们便不准备谈论电影叙事的结尾是否合理这一问题。每一个可能的结局，只要它合乎逻辑、不违背人性、与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相符，那么它就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换言之，在如此前提之下，文学与艺术作品完全可以具有无穷多样的开放空间，而正是这种开放性构建起文学艺术的魅力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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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斯特和凯尔纳便认为： 这种做法(笔者注：指强调发展个人欲望模式)存在如下三个主要问题：它无法提供一种语言来表达自主、权利、公正等这类必不可少的关怀；它对欲望和快感的强调是个人主义的；它拒斥理论和理性批判，因而是非理性主义的。[4] 这就是说，如果一头扎进歧义与多元之中，便为个人主义的操演提供了无限制的施展空间，而这样的空间如果被无限夸大，则自主、权利、公正等理念便会失去其生存的基础。作为一种颠覆旧有秩序、消解原有中心的方案，非理性主义显然是有其无可争辩的理论意义和重要性的；但若由此便彻底将理性从我们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中清除掉，则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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